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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禁刑總體趨重的特征及其應對措施

發布時間:2019-05-29 09:13

  2011年以來,刑事立法對刑罰結構做了適度調整,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大幅壓縮減刑規模,兩者疊加導致監禁刑總體明顯趨重。監獄實踐表明,長期監禁刑實際服刑期限延長,監獄老齡化現象日漸凸顯。監獄因應刑罰結構調整的變化,一方面應充分發揮減刑假釋制度的功能,另一方面應加速推進監獄管理科學化、社會化、人道化。


  關鍵詞:刑罰結構;監禁刑;總體趨重;對策;


  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生效以后,我國逐漸形成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此政策指導下,社區矯正蓬勃發展,同時,我國立法上增設了死緩限制減刑制度、死緩終身監禁制度,司法上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2016年發布了兩份關于減刑、假釋的司法解釋,這些使得監禁刑呈現出總體趨重的特征。


  一、對監禁刑總體趨重的分析


  (一)監禁刑總體趨重的原因


  自1997年《刑法》頒布至今,刑罰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死刑大幅度減少,社區矯正大幅度增加。伴隨這一進程,監禁刑的適用卻明顯呈現出總體趨重的特征。產生這種變化的緣由主要如下:


  1.“生刑過輕、死刑過重”的刑罰結構改革觀。


  陳興良教授曾提出,我國傳統刑罰結構存在“生刑過輕、死刑過重”的弊端。1“生刑過輕、死刑過重”的觀點被提出后迅速獲得學術界的較多認同,并成為立法機關與最高司法機關的共識。這一對傳統刑罰結構弊端的認識主導了刑罰結構改革的進程,歷次刑法修正案大致都反映出“減少死刑、加重生刑”的趨勢。代表性的觀點認為,死刑立即執行要減少,必須有替代措施,但原有的死緩實際服刑期限過低,直接減少死刑可能導致刑罰結構不穩定。2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在減少13項死刑罪名的同時,增加了死緩限制減刑制度。但死緩限制減刑制度與普通死緩之間仍然在實際服刑期限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立法機關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還延長了普通死緩和無期徒刑的最低服刑期限,以縮小生刑與死刑之間的差距。


  對傳統刑罰結構做出“生刑過輕、死刑過重”的判斷,并以此作為刑罰結構改革的思路,必然會導致在立法上體現出監禁刑總體趨重。一方面,既然“生刑過輕”,就必然要求加重監禁刑;另一方面,既然“死刑過重”,就要在減少死刑的同時提出長期甚至終身監禁刑作為替代措施,必然也會加重監禁刑。因此,兩方面因素的疊加給監禁刑造成兩端擠壓效應,導致監禁刑總體明顯趨重。


  2.“輕輕重重”刑事政策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耦合。


  “輕輕重重”兩極化刑事政策本是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刑事政策演變的概括。20世紀70年代之前,美國刑事政策事實上是以矯正治療為中心,各州在人權運動的影響下基本都廢除了死刑。源于1974年的馬丁森報告,美國犯罪矯治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走向沒落。馬丁森對美國的231項犯罪矯治計劃進行了詳細考察,認為通過犯罪矯治幾乎不可能實現犯罪預防,這直接宣告了犯罪矯治理論的破產。到20世紀80年代,新保守主義刑罰觀逐漸占據了理論前沿,主張通過有選擇地確立預防對象和對罪犯犯罪能力的剝奪來實現對犯罪的預防和控制,這就是“刑罰民粹主義”的復興。3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掀起了對毒品犯罪的嚴打,相繼出臺了“三振出局法案”“梅根法案”;與此同時,繼續推進社區矯正。中國學者將美國的這一刑事政策描述為“輕輕重重”。4


  由于“輕輕重重”刑事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引入我國后受到學術界較多肯定,我國在2005年、2006年形成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輕輕重重”刑事政策的影響。甚至早期官方文件和學者都習慣用“輕輕重重”來理解寬嚴相濟。應當指出,輕輕重重與寬嚴相濟的內涵并不完全相同。相對而言,輕輕重重是機械的,即單純的輕罪更輕、重罪更重;寬嚴相濟則是辯證的,并不僅僅是輕輕重重,而是重罪也可能根據情節從輕、減輕,輕罪也可能根據情節從重。筆者認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應當體現在寬和嚴的協調上,具體到刑罰設計上就是輕與重的協調,在立法上體現出一種平衡,在執法上體現出一種彈性,而不是機械地去適用。這也符合我國傳統刑罰文化思想,例如,《尚書·呂刑》中曾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5后世在《尚書》的基礎上,提煉出“寬猛相濟”的為政思想。《左傳》引孔子的話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6近年來,我國學術界開始意識到“寬嚴相濟”與“輕輕重重”的差別,認為“輕輕重重政策強調輕者更輕重者更重,從而趨于寬與嚴的兩極,而寬嚴相濟政策既注重寬嚴區別,又強調寬嚴協同”。7還有學者認為,兩極化刑事政策是“重重”和“輕輕”二元分立、兩極分化,其精神實質是重刑主義;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含義是根據犯罪的嚴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大小實行寬嚴區別對待、寬嚴互濟互補,其精神實質是寬嚴適度、側重寬緩。8


  但是,學術界仍然有不少學者強調貫徹“輕輕重重”刑事政策,因此“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形式上容易表現為簡單的“輕輕重重”,給人一種可對照的直觀印象就是:一方面在立法和實踐中大力推進社區矯正制度;另一方面在立法和量刑中提升監禁刑的實際服刑期限。無人細究“寬”與“嚴”在立法和司法中的協調平衡關系。


  (二)對監禁刑總體趨重的評價


  監禁刑總體趨重確實給監獄行刑帶來了較大壓力,但是我國監禁刑總體趨重的刑罰結構改革是在減少死刑和推進社區矯正的大前提下發生的,因此不能簡單地以“生刑加重”來進行孤立的評價,而應當在刑罰結構的宏觀視野下進行整體評價。


  1.監禁刑總體趨重從立法上來看具有現實合理性。


  在《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連續減少22個死刑罪名和最高人民法院嚴格控制死刑立即執行適用標準的前提下,如果不適當增加監禁刑的總體刑期,刑罰投入總量就會急劇減少。這不僅可能與公民的懲罰需求明顯背離,也可能導致打擊犯罪所必需投入的刑罰量不足從而不利于維護社會穩定。嚴格限制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是我國未來長期的刑事政策,因此立法上采用適當延長監禁刑實際服刑期限的辦法作為死刑立即執行的替代,既是罪刑相當原則的體現,也是保證刑罰威懾力的應有之義。


  2.最高司法機關通過司法解釋進一步嚴格限制減刑導致明顯提升監禁刑實際服刑期限的做法存在正當性的重大疑問。


  立法者對《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監禁刑罰結構總體上是肯定的,并不主張普遍提高生刑。“普遍提高生刑解決不了減少死刑的問題……有期徒刑上限普遍漲到20年、30年,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增大社會成本和壓力。”9但是,盡管立法者做出“我們當前的刑罰結構總體上是合理的”這一判斷,但仍然對監禁刑的刑期做了大幅度的調整,死緩限制減刑直接將普通死緩的實際服刑期限提升了8~10年。立法機關對此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但卻寄希望于人民法院在實踐中嚴格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事實上最高司法機關并沒有遵循立法者的意圖,反而通過發布司法解釋進一步限制減刑從而明顯提升了監禁刑實際服刑期限,從而改變了我國的現實刑罰結構。立法修正與司法限制減刑兩者疊加,導致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與2016年《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后我國監禁刑明顯整體趨重,不僅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而且某些條款從根本上消除了監獄服刑人員改過自新的希望,監獄管理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有學者認為,《刑法修正案(八)》的影響在監獄還未被消化,《刑法修正案(九)》的出臺對監獄又產生了新一輪沖擊。10該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沒注意到對監禁刑實際服刑期限產生重大影響的不僅是立法調整,更重要的在于司法解釋的調整———通過嚴格控制減刑大幅度延長了實際服刑期限,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原意是“通過調整,解決過去實踐中存在的減刑過快、實際執行時間偏短這些突出的問題。”11


  值得思考的是,我國刑法修訂和司法解釋修訂明顯加重監禁刑期,是在嚴重暴力犯罪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做出的。12數據的對比很容易對刑罰結構做如此大幅度調整的正當性產生疑問,我國的刑罰結構改革有可能落入與美國監禁規模過分擴大同樣的陷阱。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采取大規模監禁策略,2009年達到頂峰,之后逐年下降;但美國的犯罪率卻并未與監禁率上升保持相同幅度,相反在監禁率大幅上升的同時犯罪率尤其是指數犯罪率卻在下降。研究表明,大規模監禁并非犯罪率下降的原因。13只能認為,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對刑罰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延長監禁刑期的改革是基于報應觀念和數字上的均衡觀,與預防犯罪、矯正罪犯沒有直接關聯。


  二、監禁刑總體趨重對監獄行刑的影響


  (一)司法解釋的演變對罪犯實際服刑期限的影響


  通過對刑事立法調整進行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監禁刑立法總體是趨重的,但除了刑事立法的調整之外,刑事司法的調整對刑罰結構的改變更大,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發布關于減刑、假釋的司法解釋大幅度提升了監禁刑的實際執行刑期。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997年發布《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發(1997)25號]、2012年發布《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2)2號]、2016年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法釋(2016)23號]。三個司法解釋對減刑的控制越來越嚴格,導致實際服刑期限呈現出遞增的趨勢。筆者在四川省某市M監獄進行了調研,發現司法解釋的演變對罪犯實際服刑期限產生了重大影響,監禁刑總體趨重的特征非常明顯。M監獄是重刑犯監獄,在押罪犯均為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緩的服刑人員,因此相關變化不涉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服刑人員的數據。


  1.一般罪犯實際服刑期限明顯延長。


  (1)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的服刑人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平均減刑次數為2.65次,平均減刑幅度3.02年,實際執行刑期6.98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減刑次數按照2.65次測算,平均減刑幅度為2.5年,實際執行刑期7.5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減刑次數按照2.65次測算,平均減刑幅度為2年,實際執行刑期8年。(2)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的服刑人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平均減刑次數為4.1次,平均減刑幅度4.81年,實際執行刑期10.19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減刑次數按照4.1次測算,平均減刑幅度為4年,實際執行刑期11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減刑次數按照4.1次測算,平均減刑幅度為3年,實際執行刑期12年。(3)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服刑人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平均減刑次數為6次,平均減刑幅度6年,實際執行刑期14.5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減刑次數按照6次測算,平均減刑幅度為8年,實際執行刑期14.25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減刑次數按照6次測算,平均減刑幅度為5.25年,實際執行刑期19年。盡管按照2012年司法解釋無期徒刑的實際執行刑期略低于按照1997年司法解釋無期徒刑的實際執行刑期,但聯系2016年司法解釋的總趨勢來看,無期徒刑的實際執行刑期明顯延長。(4)被判處死緩的服刑人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平均減刑次數為7.2次,平均減刑幅度6.5年,實際執行刑期16.5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減刑次數為11次,雖平均減刑幅度提高至9年,但最終實際執行刑期為20.5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減刑次數為10次,平均減刑幅度為6年,實際執行刑期24年。至于死緩限制減刑,則服刑時間最低為27年以上。對此分析可以得出結論:歷次司法解釋變化的結果,是在押罪犯實際服刑期限明顯延長,尤其無期徒刑、死緩等重刑犯實際執行刑期大幅度延長。


  2.從嚴管理罪犯比例大幅上升。


  《中共中央政法委關于嚴格規范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切實防止司法腐敗的意見》第1條第1款規定:對職務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詐騙犯罪、組織(領導、參加、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等罪犯減刑、假釋,必須從嚴把握法律規定的“確有悔改表現”“立功表現”“重大立功表現”的標準。由此產生了三類從嚴管理的罪犯類型,對這類罪犯要么禁止假釋、要么禁止減刑、要么嚴格控制減刑。對于從嚴管理的罪犯的比例,筆者進行了統計:2014年從嚴管理罪犯66人,占比2.4%;2015年從嚴管理罪犯70人,占比2.5%;2016年從嚴管理罪犯68人,占比2.3%;2017年從嚴管理罪犯94人,占比5.13%。這一方面是因為犯罪結構產生變化,另一方面是因為2016年司法解釋規定的從嚴管理罪犯的范圍有了較大的變化,導致M監獄在押人員刑期大幅度延長的情況明顯加劇。


  同時,自2012年司法解釋開始,減刑受到越來越大的限制,因此2016年司法解釋生效后從嚴管理罪犯的實際服刑期限與1997年司法解釋生效后相比,部分罪犯的實際服刑期限甚至延長了將近50%。


  3.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減刑的司法解釋導致在押罪犯實際服刑期限大幅度延長。


  M監獄中不受2016年司法解釋影響刑期的服刑人員為18%;實際執行刑期延長2年以下的為51%;實際執行刑期延長3年至5年的占比20%;實際執行刑期延長5年以上的占比7%;實際執行刑期延長8年以上的占比4%。統計結果顯示2016年司法解釋對M監獄在押人員影響非常大,僅有18%的在押罪犯實際服刑期限不受影響,實際服刑期限延長3年以上的達31%。


  4.2016年司法解釋背景下減刑比例大幅下降。


  2013年M監獄辦理減刑案件948件,2014年辦理1291件,2015年辦理1045件,2016年辦理1379件,2017年辦理552件,2018年辦理971件。2016年司法解釋出臺后,司法機關大幅收緊減刑適用,2017年和2018年該監獄實際服刑總人數增加,但實際獲得減刑案件數大幅下降。


  5.假釋案件乏善可陳。


  2013年M監獄辦理假釋案件16件,2014年辦理9件,2015年辦理2件,2016年辦理件數為0,2017年辦理2件,2018年辦理4件。在2016年司法解釋嚴格限制減刑的大背景下,不少學者提出限制減刑、鼓勵假釋以解決監獄人口暴漲的問題。但根據上述統計,減刑案件數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假釋案件數并未上升。


  6.2016年司法解釋背景下在押罪犯老齡化現象將日漸突出。


  根據前述6個數據統計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司法解釋大幅收緊減刑而假釋并沒有上升,因此在押人員的年齡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老年犯人數將大幅度上升。根據筆者的測算,在現行刑事政策下,M監獄65周歲以上老年犯的人數將從2017年的43人躍升至2027年的165人。考慮到從嚴管理罪犯的占比越來越大,這一測算尚屬保守。


  (二)監禁刑總體趨重給監獄管理帶來的挑戰


  監禁刑總體趨重的直接后果就是罪犯實際服刑期限大幅度延長,而且在嚴格限制減刑的同時假釋率并沒有明顯提升。立法調整所帶來的監禁刑實際服刑期限延長的后果,遠比不上司法解釋限制減刑所帶來的后果。


  1.服刑人員改造積極性大大受挫。


  對減刑的嚴格限制使得長期刑犯人實際執行刑期大幅度延長,一些人甚至可能“老死獄中”。由此,服刑人員的心理可能呈現出兩種極端不良狀態:既然認真改造也難以得到減刑,干脆自暴自棄、消極應付甚至出現自殺、自虐等極端心理;要么心理扭曲,故意對抗監規、破壞監規。由于監獄的“染缸效應”,這種不良心理狀態極易傳播,影響其他服刑人員的改造情緒,給監管場所的改造秩序造成很大干擾。合理運用減刑制度,根據罪犯的認罪悔罪表現科學設定減刑幅度、減刑間隔期限,會使服刑人員感受到只要遵守監規并認真改造,就完全可能提前出獄、重返社會,從而樹立改造的希望,重拾對未來生活的信心。減刑制度是對宣告刑在執行階段的合理動態調節,可以調動服刑人員接受改造的積極性,穩定監管場所的監管秩序。但如今減刑受到嚴格限制,罪犯提前出獄的時間大幅度延遲,導致服刑人員內心可能充滿絕望,失去改造積極性。


  2.監管壓力明顯增長。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后,監獄管理機構深刻認識到刑罰結構改革可能給監獄管理帶來影響,認為必將導致監管壓力增長。“實踐證明,罪犯絕望心理是監管安全的最大隱患,是引發監管安全事故的‘導火索’,是監管安全工作的最大亂源。”14監管壓力增長主要來自于如下幾個因素:(1)罪犯由于服刑期限大幅度延長,產生絕望、沮喪心理;(2)從嚴管理罪犯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導致“監獄化”現象突出,惡性交叉感染不可避免;(3)監獄擁擠現象將更為突出,不僅可能導致罪犯心理遭受損害,而且可能導致罪犯之間的矛盾加劇。毫無疑問,罪犯極其渴望早日出獄,如果沒有可見的減刑希望或者這希望來得太遲,這種絕望心理就很可能轉化為監管的巨大壓力。


  3.財政負擔加重。


  大幅延長監獄實際服刑期限必然導致我國監獄人口大量增加,從而明顯加重財政負擔。當然,由于社區矯正規模的迅速擴大,監獄人口得到適度分流,緩解了監獄人口增長過快的問題;但是已經被實際判處監禁刑的罪犯,特別是中長期刑罪犯,由于減刑幅度的明顯控制而假釋率并無實際提升,監獄人口的出口收窄,在可預期的未來十年,監獄人口必然增長。由于從嚴管理罪犯的比例在監獄服刑人員中越來越高,為確保監獄安全,對這些犯人的安全級別必須提到最高程度,為此監獄的財政支出必然大幅上升,成為社會的嚴重負擔。同時,由于長期刑在監禁刑中的比例飆升,加之對減刑的嚴格限制,監獄老齡化現象在短時間內將成為我國監獄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在服刑期間,老年犯喪失了犯罪能力,同時也喪失了勞動能力,更遑論參加教育改造、勞動改造活動;老年犯出獄后不僅喪失了勞動能力,而且長期的監禁導致其社會聯系幾乎完全中斷,重返社會在事實上會很困難,這將導致一系列嚴重的社會負面效應,為求重返監獄而故意犯罪的新聞屢見報端就是明證。


  三、監獄行刑應當合理應對刑罰結構調整帶來的挑戰


  監獄作為司法行政機關,只能因應刑罰結構挑戰帶來的變化,一味批判現行刑事政策并不能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因此,伴隨刑罰結構的調整,監獄管理機構和司法機關應當充分溝通,積極應對,盡可能減少刑罰結構調整帶來的負面效應,最大限度發揮現代監獄的教育功能和人權保障功能。


  (一)充分發揮減刑、假釋的功能


  1.充分發揮減刑制度的行刑調整器功能。


  盡管因為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減刑受到更加嚴格的控制,但減刑制度本身的價值仍應被充分肯定。因此,應當充分運用減刑制度,發揮減刑制度的刑罰執行調整功能。近十年來,減刑制度受到學術界的批判,認為減刑制度本身存在重大缺陷,提出要逐步限制甚至取消減刑,而以假釋來代替目前的減刑制度。15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事實上回應了學術界的意見,嚴格控制了減刑,但仍然認為減刑制度具有保留的重要價值。從監獄行刑實踐和罪犯矯治心理學看,減刑制度的價值仍然不可忽視。減刑制度的價值在于避免刑罰過剩,促進監管秩序的穩定,有利于罪犯改過自新和節約國家行刑資源。16事實上,減刑和假釋各有優點。減刑帶給犯罪人的希望是明確現實的,看得見摸得著。假釋需要服完較長的刑期才可能得到,因此對于犯罪人來說顯得希望“遙遠”。從激勵犯罪人改過自新、遵守監規、認罪服法的角度看,減刑是給犯罪人不斷的“小刺激”,假釋是給犯罪人突然而來的“大刺激”。從人性的角度講,不僅需要以一次性的“大西瓜”來激勵犯罪人的改造,也需要多次地給予犯罪人“小芝麻”來激勵犯罪人的改造。減刑與假釋有不同的特點、價值與功能,正確的態度不是舍棄誰,而應當是取長補短、相互配合,使二者共同促進犯罪人改過自新。因此,在我國目前假釋率普遍偏低的情況下,不可忽視減刑制度的價值及其運用。


  筆者認為,減刑制度符合罪犯的一般心理特征,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對這一中國特色的行刑制度,雖然應當作出一定的限制,但切莫“矯枉過正”,忽視減刑制度對于激勵罪犯自新、確保監獄秩序穩定的價值。在現有司法解釋已經最大程度壓縮減刑規模的情況下,監獄和人民法院在操作中不宜再打折扣,避免出現“監獄在司法解釋規定的限度內少報一點、法院在監獄報請減刑的基礎上再少批一點”的疊加控制,而應當充分考慮罪犯的服刑情況,盡可能發揮減刑的作用。


  2.充分發揮假釋制度的行刑調整器功能。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出臺以后,減刑規模受到了大幅壓縮,假釋適用率卻未見提高。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罪犯減刑后或假釋后實際執行刑期不低于原判決刑期的50%,減刑和假釋合并承擔這50%的獎勵期限,因此如果減刑適用量過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擠壓假釋適用的空間。但現實卻是減刑規模在原有基礎上壓縮了1/3以上,而假釋適用率也絲毫未見提升。因此,必須在減刑規模大幅壓縮的同時大幅提升假釋適用率,讓至少1/3以上的罪犯可以獲得假釋,才能恢復原有刑罰結構的總量平衡。最高人民法院審監庭庭長夏道虎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新聞發布會中指出:“假釋相較于減刑更有利于罪犯更早地回歸社會,更能促進罪犯積極改造……這次在司法解釋中我們倡導要擴大假釋適用。”17從最高人民法院的出發點來看,倡導擴大適用假釋這一點是明確的。但從假釋實踐來看,假釋適用率仍然沒有明顯提高,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司法解釋明確從寬適用假釋的對象是特定的,即“社會危害性不大、相對罪行較輕的罪犯,比如脅迫犯、防衛過當、緊急避險過當等輕刑犯”和“未成年罪犯、老年罪犯、身患疾病的罪犯或者殘疾罪犯”,這導致監獄對不符合上述規定的罪犯報請假釋持高度謹慎態度;二是司法部尚未出臺關于適用假釋的明確考核辦法,報請假釋的適用條件仍然不夠明確,監獄因此對報請假釋持高度謹慎態度。“面對部門考核和社會維穩訴求的雙重壓力,二者(監獄和法院———筆者注)又不得不嚴格控制假釋,這些都表明‘重減刑、輕假釋’的行刑慣性其實帶有極強的功利色彩,甚至滲入監獄和法院自保的水份。”18三是假釋適用標準過高且存在判斷錯誤的重大可能性。我國《刑法》第81條規定的“沒有再犯罪的危險”是一種可能性判斷、主觀性判斷、實質判斷,是對未來的預測,但現有技術尚不能達到預測的高度確定性。績效考核制度和不完善的“錯案責任追究制”給法官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導致法官一般不愿意承擔預測失敗所帶來的職業風險而積極地依法作出假釋裁定。筆者認為,要提高假釋適用率,就必須改變假釋適用標準,否則仍然不可能在實質上取得假釋適用率的明顯提高,建議將“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在司法解釋上規定為“具有持續穩定的悔改表現”,更具實踐操作性。理由在于:(1)維持了現行刑法規定,維護了刑法的安定性。(2)“具有持續穩定的悔改表現”是相對客觀的判斷標準,監獄可以通過不斷改進的計分制來予以確認,人民法院在裁量時也有相對明確、客觀的標準,易于掌握。(3)從解釋機理來說,“具有持續穩定的悔改表現”一般就可以證明罪犯沒有再犯罪的危險,不存在法律標準的根本轉變,只是從主觀判斷、實質判斷轉變為客觀判斷、形式判斷。這種轉變既容易為公眾所接受,又符合法律解釋原理。


  (二)加速推進監獄管理現代化


  監獄管理現代化主要包括監獄管理科學化、社會化、人道化三個方面。


  1.推進監獄管理科學化。


  監獄管理科學化,首先是監獄設置分類的科學化,其次要根據監獄類型貫之以不同的管理理念。監獄設置分類是個比較宏大的話題,在此僅針對不同類型的罪犯予以討論。傳統上,我國將監獄分為中央監獄(司法部直屬監獄如燕城監獄)與地方監獄(省監獄管理局管理的監獄)、成年犯監獄與未成年犯監獄、男犯監獄與女犯監獄、重刑犯監獄與輕刑犯監獄等。結合我國監禁刑總體趨重的特征以及從嚴管理罪犯比例大幅提升的現實,筆者認為監獄分類設置分類管理還應做如下進一步探索:


  首先,應當推進監獄類型劃分的科學化。就關押罪犯的刑期而言,我國習慣將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稱為重刑犯,同時將重刑犯監獄的警戒度設置為高級。但是,同樣是重刑犯,犯罪類型不同,人身危險性也不同,簡單地將重刑犯監獄界定為高警戒度監獄未必恰當。例如,因職務犯罪和單純的財產犯罪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與因暴力犯罪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相比,人身危險性就存在很大差異。犯罪人的個性因素決定了矯正策略的差異,如果分類不考慮這些因素,監獄分類設置、分類管理就沒有做到科學化的要求。基于上述考慮,筆者認為監獄類型劃分科學化可以從如下方面考慮:第一,將重刑犯監獄細分為暴力重刑犯監獄和非暴力重刑犯監獄,并據此界定監獄警戒度。第二,將從嚴管理類型的罪犯和普通管理類型的罪犯分別關押于不同的監獄。如果關押于同一監獄,難免因減刑、假釋待遇差別產生攀比心理,激化罪犯頹廢情緒或者抵觸情緒,不利于監管秩序的穩定。如果部分省市由于監獄人口規模較小,監獄類型劃分不宜過細,則至少確保監區分類設置按照上述方案進行。


  其次,推進監獄管理理念的科學化。分類管理是科學化的核心含義,長期以來我國的監獄管理理念都是“懲罰與改造相結合”“勞動技能教育與文化知識教育相結合”等籠統的理念,而缺乏針對不同類型罪犯的管理理念。對于死緩限制減刑犯、死緩終身監禁犯而言,監獄管理的首要理念是“隔離”,“通過隔離剝奪犯罪能力”而非“矯正”。對于此類罪犯,除認罪服法教育以外,主要策略應當是心理疏導、生活保障并通過勞動鼓勵其自食其力、為社會創造價值。所謂的“改過自新”,由于其長時間乃至終身的關押事實上已經退居其次。對于嚴格控制減刑、假釋的罪犯,監獄管理的理念是“隔離”與“矯正”并重。一方面監獄要發揮社會安全閥的功能,通過隔離暫時剝奪其犯罪能力;另一方面此類罪犯都將回歸社會,為確保社會的安全也必須重視矯正教育。對于其他類型的罪犯,監獄在發揮隔離功能的基礎上首要理念則為“矯正”,要盡可能充分發揮減刑、假釋的激勵功能,促進罪犯改過自新,最終促使其重新融入社會。


  2.推進監獄管理社會化。


  現代監獄行刑的首要理念是“矯正”,除特殊刑種之外,其他刑罰執行都不可能拋棄矯正理念,因為服刑人員基本上都將重回社會。但是,監獄本身即是二律背反的存在:監獄首先是通過監禁而將罪犯隔離于社會,但現代行刑理念又要求必須盡力實現矯正目標,即促進罪犯再社會化。這樣,在隔離與矯正之間必然存在緊張關系,兩者又都不可能完全放棄,因此通過監獄管理社會化緩解隔離與矯正之間的緊張關系、實現兩個理念的共存就是必由之路。同時,阻斷罪犯與社會的交往與互動,對罪犯來說也必然產生嚴重的心理傷害,不符合人道理念。推進監獄管理的社會化是均衡實現刑罰目的的必由之路,在監獄安全與開放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關系,適度社會化管理并不會沖擊監獄安全。監獄管理社會化可以通過“請進來”與“走出去”兩個路徑來實現:


  首先,主動吸納社會力量參與監獄管理,這是“請進來”模式。監獄既可以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吸收心理咨詢輔導工作者、文化教育工作者等社會資源參與監獄管理,也可以與公益機構聯系吸收愛心人士以訪問、談話、結對幫教等方式參與監獄矯正。1955年聯合國通過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61條規定:“應該盡可能請求社會機構在恢復囚犯社會生活的工作方面,協助監所工作人員。每一監所都應聯系社會工作人員,由此項人員負責保持并改善囚犯同親屬以及同有用社會機構的一切合宜關系。”由于刑罰執行的特殊性,監獄與罪犯之間建立完全的信任關系不太可能,第三方人士的參與不僅可以緩解監獄與罪犯之間的緊張關系,而且可以通過訪談、慰問等方式促進罪犯與外界的交流。這既有利于緩解罪犯的緊張心理,有利于監獄安全,也有利于罪犯增進對社會的了解以至不完全脫離社會,從而促使其改過自新、重新融入社會。


  其次,完善罪犯請假離監制度。我國監獄目前僅有離監就醫制度和零星的離監探親制度。對于罪犯離監控制極其嚴格,這或許是出于對監獄安全的考量,但監獄目前已經有罪犯人身危險性的測量技術以及計分考核制度,依法有序適度允許罪犯離監探家并不會影響監獄安全。從當代國際慣例來看,在服刑一段時間以后允許罪犯離監探親或者其他請假離監制度已經成為普遍規定。我國歷史上,唐太宗不顧大臣的反對允許390名死刑犯回家探視,結果無一逃亡,也被史書譽為美談。19筆者認為,在監禁刑明顯趨重的背景下,依法適度允許符合條件的罪犯請假離監,不僅有助于促進罪犯改過自新,而且有助于罪犯在釋放之前保持與社會的一定接觸,能夠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2017年農歷歲末,全國27個省份(除天津、河北、湖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兵團)311所監獄集中開展了罪犯離監探親活動,共批準999名罪犯離監探親。20但這還應當制度化,建議司法部結合考核計分辦法研究制定《罪犯離監請假辦法》,就各種請假制度予以規范。


  3.推進監獄管理人道化。


  由于監禁刑明顯趨重,刑罰嚴厲性增加,罪犯內心的抵觸情緒可以明顯預期,監獄管理人道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要。監獄管理人道化,首先具有促進罪犯改過自新的工具性價值。“不僅承認犯人的權利,更重要的是為犯人行使權利創造條件,克服犯人完全消極服從帶來的副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夠使犯人的主觀能動性不致喪失,從而取得良好的行刑效果。”21其次,監獄管理人道化本身就應當成為獨立追求的實體價值。人道的總原則就是要把人當人看。監獄應當尊重罪犯的人格,保障其良好的飲食、居住、醫療待遇。在自由這一最重要價值已經喪失的情況下,人格尊重與物質保障就成為監獄管理人道化的主體內容。特別是禁止假釋的長期刑犯人、禁止減刑假釋的死緩限制減刑犯、死緩終身監禁犯,可能面臨長達10年到30年以上的自由剝奪,對其物質保障更應充分,以確保其基本尊嚴不喪失。在人道原則的指引下,還應當充分保障老年犯的養老權。


  四、結語


  監禁刑總體趨重是在限制死刑的大背景下作出的刑罰結構調整,對此不能一味否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司法解釋壓縮減刑規模時偏離了立法者的本意,且在假釋適用機制不完善之時貿然急劇壓縮減刑規模,造成假釋適用率未提高而減刑規模大幅下挫進而導致監獄人口膨脹的現實。監獄作為刑罰執行機構,必須積極作為,擺脫由此而來的監獄管理困境。一方面,司法部作為刑罰執行主管機關,應當盡快制定科學的罪犯管理考核辦法,積極推動提高假釋適用率,以消除監獄人口過度膨脹的弊端;另一方面,監獄應當盡快推動監獄管理科學化、社會化、人道化,以化解罪犯抵觸情緒、維護監管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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